没有任何繁文缛节，我们插队的第二天，就开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
秋收，无疑是农村一年四季里最繁忙，也是最欢乐的季节。清晨，天刚见亮，挂在墙上的“话匣子”就响了起来，是一阵嘹亮的军号声。“炉上”老人已经躺在炕上抽了一袋烟，军号声一响，立刻起身穿衣服。他的大儿子，听见军号声，翻身趴在炕沿上，卷了一支老青烟抽起来。

“炉上”住的房子，朝南是通长一溜窗户，朝北只有一半窗户。北炕比南炕光线要暗，所以，听到“话匣子”里的军号声，我们几乎是摸着黑起身穿的衣服。“炉上”老人告诉我们，乡下早上凉，一定要穿棉衣。

走出屋子，我们才感觉“炉上”老人对我们的教育是多么的正确。虽然刚到仲秋时节，城里人刚穿两件衣服，乡下早上不穿棉衣就会感觉很冷。陆续走进生产队的人全都穿着棉衣，很多人棉衣不系扣，腰里扎着绳子，有麻绳，也有草绳。这种穿棉衣的方法，我在以后的实践中体会到，对农业劳动特别实用。棉衣不系扣，上肢挥动时不那么受拘束，轻松自如；腰里扎绳子，既暖和，又增加腰部力量，就象练武人腰里扎的板带。干一阵活，身上热乎了，脱棉衣的时候也痛快，把绳子一解，就可以脱掉了，减少了解扣子的麻烦。当然，这也和那时候农民的实际生活有关。很多农民一般都不穿衬衣，只有一件外衣，早上凉，不扎上腰，凉气会从下边直接进到胸口，用绳子把腰扎起来，暖和了许多。

秋收的主要工具是镰刀。年轻人和中年人腋下都夹着镰刀，只有个别上了年纪的抗着铁锹。队部里很快坐满了人，几乎都是前一天晚上欢迎我们的人。队长很快分配完每个小组割哪块地，大家就都跟着组长向地里走去。

那我是第一次参加农业劳动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虽然学校也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参加过劳动。可是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发育不良，身高只有1.55米，体重不过百斤，12岁时还得过一场风湿病，右腿伸不直，因此得了一个“拐子”的绰号，所以，从来也没参加过支农劳动。

第一天割水稻，组长张福志在地头上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第一次割水稻，男社员拿8条垄，跟不上，就和女社员一样拿6条垄吧。”简单的几句话，说完哈腰割了起来。

水稻每条垄差不多25公分宽，8 条垄间距是2米。收割的人两腿叉开，中间骑两条垄，左右各3条垄。先从右侧最外边的一条垄割起，每一刀割3—4棵，割到中间放在脚背上，再继续向左割，割完最外边的一条垄，用脚将割下来的稻子向前带，再依次割完8条垄，就可以捆成一捆。一组社员割稻子，组长在前边先割，其他人依次按照割得快慢排在后边。我们不会割，排在最后。

10几个社员下地，排序也得排一阵子。我们站在地头上看其他社员一刀一刀割，动作基本掌握得差不多了。轮到我们下地的时候，我把其他同学让到了前边。我怕自己割得慢，耽误别人前进的速度。同时心里也暗自叫劲，一个男人怎么能和女社员干一样的活。我要拿8条垄。

在我插队前，姥爷在家里已经教会我怎样捆庄稼了。所以，虽然我的身材矮一些，站在地里，伸出镰刀割两边的稻子费些劲，我还是拿了8条垄。我尽量模仿组长割稻子的动作，稳住自己的情绪，一刀一刀地割，并且学着组长的样子，将捆好的稻子竖起来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和其他同学一样齐头并进，没被他们拉下。

组长割到头，坐在地头上磨刀。一些和我们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青年转回来接我们。当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有人惊讶地发现我拿了8条垄。这一事实向全组公开以后，包括组长在内所有的人都向我投来了惊讶的目光。没想到一个身材最矮，体格最弱，初次参加农业劳动的知青竟和壮劳力一样干活。也许正是这第一印象，在秋收结束，给我们知青评工分的时候，我被评为知青中唯一的大半拉子，每天挣9分，而最少的才6分。

30多年前，我国农村还很落后，几乎没有农业机械，体力劳动是农民最基本的劳动。回想起插队的3年，我最大的收获，就是在这3年里，我的身体发育起来了，身高由1.55米长到1.76米，体重也由不到一百斤增加到130多斤，完全是一个健壮的青年形象了。过去读书的时候，我每周都要感冒，吃药成了家常便饭，插队走的时候，还特意从家里带了不少感冒药，可是，那些药最后都送给了社员，我自己连一片都没吃。我的风湿病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好了。1990年，同学聚会兴盛的时候，许多和我同班的同学见面竟不敢认我。所以，有人问我插队最深的感受什么，我毫不犹豫地说，插队给了我健康的体魄。